各方追问福喜,监管为何失效?

发布日期:2019年05月14日 12:01  作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7月20日,经媒体记者卧底两月揭发而出的“上海福喜食品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的食品安全丑闻令世界哗然,让国人愤怒。福喜,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之一,美国百年“老字号”,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工厂,作为数十家餐饮快餐服务巨头——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东方既白、星巴克、棒约翰、吉野家、德克士、7-11等的“生产伴侣”,其却被曝光如此行径,公众瞠目,媒体声讨。

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正部署对上海福喜展开全面、深入调查,全社会正焦急等待结果公布。同时,各方对上海福喜事件的拷问,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反思,从未间断。“中国食品安全30人论坛”于7月31日下午专题研讨福喜事件,从国家完善治理体系、企业履行首负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深层次、多角度地表达观点。

追问模式,为何失效?

上海福喜丑闻被曝光后,惊慌失措的不仅仅是企业,政府监管部门、标准制定部门和产品消费者都面临“该怎么办”的酸楚和尴尬。尤其是监管部门,立刻被贴上“难辞其咎”的标签。

中国食品安全30人论坛专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助理李宁研究员表示:“上海福喜丑闻,反映了企业本身唯利是图,诚信缺失,这是大问题。另一个层面暴露出监管软肋,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犯罪面前,监管显得苍白无力。”

而就在前一天,7月30日由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三合一”的首个省级层面的“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对此,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涛公开表示:“福喜事件暴露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疏漏,因为涉及人们的生命健康,国外对食品药品的监管非常严格,一般都由专门机构来进行。如果要采用合并的部门监管,其内设机构和运作流程一定要经过仔细的论证与研究,确保专业性和安全性。”事实上,一些地方的食药部门确实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地方整合数个部门而形成的所谓“市场监管局”之类的部门。

中国经济网也在近期发文追问:“没有了专业化的部门,政府到底还管不管老百姓的餐桌安全、药品安全?没有了完整、畅通的体系,门类越来越多、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食品药品法律法规,会不会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设置的部门连“食药”两个字都没了,不法企业的违法冲动是不是更加肆无忌惮?”

国家行政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务管理学院联合课题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叶岚博士在本次研讨中谈道:“反思福喜事件成因,从监管体制上查原因,结合近期各地陆续出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实战研究,我们的初步结论是监管专业化水平是影响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创新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之一。”

叶岚表示,理想的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有整体性,这一方面有助于加强风险的防范,另一方面能为建设市场体系提供质级保证。体制机制改革应当突出食品药品监管的专业性,适时成立健康产品监管局,与市场监管局并列。此外,中央宏观顶层设计与微观应当相互结合,彼此呼应,尽可能避免五花八门监管体制的出现。

“上海福喜丑闻暴露表明,治理食品安全不仅要成立专业的部门,更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调查、推定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建立应以法制为中心。”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品新副教授谈道。“‘上海福喜丑闻’是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典型样本。它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曝光是必然现象,关键是应如何按照中国法律进行严格究责,而难点可能在事实的调查和认定。”

“在食品安全治理领域,如果发现被查的单位提供的档案是虚假的,就可推定它有责任,至于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可以界定。”刘品新称,“国内食品企业不保管相关档案,或者档案不健全,或者是虚假甚至篡改的,有时有档案但故意不提交。”

“第二个推定是阻挠调查的推定。在很多国家,如果法官调查取证,你阻挠取证,都应该承担法律的责任,有的是证据方面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治理应建立阻挠调查的推定制度。”

中国食品安全30人论坛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教授表示:“过程监管,要进一步检查生产规范、生产记录等等,采用量化指标来约束企业。要建立相关诚信制度,如黑名单制度、诚信档案制度,一旦有不诚信的记录,就会被重点监察,经营成本就会大大提高。”

他还认为,“面对福喜事件,不能仅仅是义愤或者要杀一儆百,更多要反思,汲取教训,总结出杜绝此种情况尽可能少发生或者不发生方法。同时,更不能因此乱了监管体制改革的阵脚,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食品安全监管目标的实现。”

追问过程,如何落实?

“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更是生产出来的,有良心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恪守职业道德,做良心食品,这是食品安全的底线。不能说国家没有要求,企业没有制度,该有的都有了,但就是没有落实到位。现阶段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如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这些事件,基本都是企业不诚信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强诚信教育,如果说没有诚信、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大的人力、物力也管不过来。”李宁激动地表示。

刘品新谈道:“建立诚信的原始档案是过程监管的重要手段。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档案不是以前的纸面档案,都是电子档案,可以造假,造假之后就查不到源头,这是误解。事实上,有完全可信的防篡改技术电子档案不能造假。”

罗云波也认为,保障过程监管应当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要求行业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按照游戏规则来进行,不能危害了行业信誉,否则行业协会可以清理门户。”他同时表示,第三方检测力量非常重要。“目前,第三方检测机构发育不完善,企业主要依靠国家检测中心、检测机构,一旦出了事情,老百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政府身上,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受到伤害。如果说一些民间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能跟企业成为利益的共同体,共同打造品牌,共同维护品牌,那么其责任心可能还会进一步调动起来,还能减少国家检测的任务。”

罗云波谈道:“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非常重要,还要进一步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监督的契约机制,这样才能够相互起到作用,提高这种监管效应。”

罗云波还认为,要鼓励员工有奖举报,让每一个员工首先把食品安全作为至高无上的概念,“人人都有警惕的眼睛,人人都是放哨人。”

对此,著名律师邱宝昌建议“首先政府部门要接地气受理消费者投诉,把消费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加大对举报人的奖励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也一定要有实际可操作性。”

追问后果:权益如何保护?

“食品工业发展到今天,给食品安全问题上带来了新的挑战,整个食物链环环相扣,一个食物链出问题,也可能就涉及整个食物链。三聚氰胺出了问题,下面生产奶粉都受到了牵连;台湾塑化剂事件,添加剂出了问题,下游饮料、方便面企业也都受到牵连。福喜是供应鸡肉的企业,麦当劳等也都受到牵连,这就是工业化生产突出的特点。”李宁分析认为。

“上海福喜丑闻的肇事者可能是福喜,受害者可能还有一些下游的企业,但是最终的受害者是消费者,那么消费者权益怎么得到保护?靠单一的消费者去维权?”邱宝昌直言。

消费者会面临维权不能和维权难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55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7条,把公益诉讼落地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和省级以上的、直辖市以上的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诉,这样违法的经营者就无法逃避民事责任了。”邱宝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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